桃李不言

中国资产市场井喷跃上1600点，大牛市可持续多久？

2006-05-15T03:48:00.000+08:00

【来源: 经济观察报】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疯狂。

久违的神话故事在中国股市重演。上证指数在上周二突破1500点后，三天后就一跃上了1600点。

同样是在上周，国际黄金价格轻松地突破了每盎司700美元大关，完成这一跳跃也只用了17个交易日。

在北京，一位拿着定金去买房的购房人遭到了开发商的拒绝。理由很简单——不卖了，等着涨价呢。

汇市，人民币对美元价格距离8.0的心理关口只有咫尺之遥；一年期央票利率甚至已逼近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水平……

问题在于，这一切可以持续多久？

“钱太多了。所有的资金都在寻找出路。” 法国巴黎百富勤高级经济学家陈兴动说。市场传言，4月份贷款增量又创下了新高，决策部门有可能出台宏观调控“组合拳”。

似乎风暴欲来，已经感觉得到空气中的微微震颤。

中国式“大牛市”？

5月12日，1600点。一周之内，超过3000亿元的成交量，11%的涨幅，堆砌着这样一个“大场面”。

大牛市似乎已经到来，那些基金公司见证了奇迹的发生。前段时间，上投摩根在10天之内发行了60个亿，最近，广发基金4天之内发行了125亿元。

资金似乎还在源源不绝地涌入股市。深圳一家私募基金公司的老总透露，他旗下的基金资产规模增长非常迅速，最近几乎每天都有大批资金进来。

长江证券研究部研究员刘振华估算，2006 年资本市场看得见的增量资金供给将超过1500 亿元。其中境外资金(不考虑战略投资者)约300 亿元，境内增量资金约700 亿元，保险与社保资金等合计450 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1.26万亿元人民币，已达央行全年新增贷款2.5万亿元调控目标的50%，远高于历史水平。市场人士预计，有大量银行资金通过票据贴现的方式进入了股市。

从去年年底股市复苏至今，已经上扬了50%。

根据历史经验，股市狂飙，大量资金会自房地产市场和债市涌入股市，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和债市失血。但是，这一次，历史经验似乎失灵了。2006年一季度，北京房价同比上涨14.8%，深圳涨了20.62%，广州上涨14%，即使是去年因宏观调控而一度低迷的上海房市，今年3月份房价也比2月份上涨了 18.3%。

债市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14%。据央行统计，2005年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6.01万亿元，是2004年的2.4倍。2006年5月8、9日两天，累计约17亿元的资金流向非跨市场国债，并且拉动上证国债指数重返110点关口。

而且，资金还在向债市聚拢。今年，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债额度预计将达到8000亿元。商业银行也将在近日讨论重新返回交易所债市。

即使如此，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向金市和汇市。今年以来，差不多每天都有10亿的资金进入上海黄金交易所。五一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5金每克收于175.58元，比五一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涨11.13元/克；单日金价涨幅之大，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以来“前所未有” 的。5月11日国内夜市中，Au9999和Au9995两个现货交易品种盘中最高分别达到186.2元/克和186.5元/克，继续刷新国内市场历史新高。

一个资产市场的中国式“大牛市”似乎正在全线铺开。

汇市同样聚集着大批资金。5月12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8.0082，向着8.0的关口又迈进了一步。交易员称，几大做市商汇兑业务都亏损，人民币升值越快，幅度越大，大银行损失越多，因此大银行都持有大量外汇头寸，有动机托市。

5月，美元兑欧元一直在近一年来的低点徘徊，这也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不过一些交易员认为，人民币可能在中国银行6月上市之后，冲击8.0的关口。

而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在各个市场资金流不断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继续攀高。今年一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1.2万亿元。

“现在从供应上来说，根本就不缺乏资金。从目前来看，各个市场的资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好几个蓄水池，只有那么一点水，要倒来倒去。”国元证券的一位人士说。

钱太多了

“钱太多了。所有的资金都在寻找出路，所以多个市场而不是某个市场出现繁荣。”巴黎百富勤中国经济学家陈兴动说，“钱多了总得有出路。消费相对于货币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慢的。钱如果不能表现在消费物价指数上，必须找到投资渠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当前货币运行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流动性的泛滥。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比去年一季度总体流动性增加了 9286亿元，增加幅度高达93.4%；在增加的9286亿元中，贷款增加同比为45.6%。而2005年第一季度与2004年第一季度同比，总体流动性是减少8.4%。

导致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加。据悉，2005年，工行存款增加了6242亿元，农行增加了5712亿元，建行增加了5100亿元。相对应的是，这三家银行的贷款分别增加了2050亿元、2225亿元和2217亿元，贷款增速远远低于存款增速，整个银行业面临着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困境。银行为了保证利润、解决资金过剩的问题，纷纷将资金贷出去。

陈兴动指出，国内钱太多了。所有的资金都在寻找出路。转来转去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汇率上，中国现在的汇率变成刚性了，不能大规模升值，导致中国出口很强劲，贸易盈余不能得到调整，给国际社会送去一个信号，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没有减弱，国际上保持压力。

“这导致经常和资本项下钱都进来，外汇占款成为中国基础货币增长的惟一渠道。外汇进来后结汇成人民币。银行现在又面临压力，由于银行即将或者已经上市，当银行的流动性很高的时候，就要提高存贷率，这样就有大量的资金走向市场，经济就活跃起来。”他说。

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也表示，全世界的钱都太多了，在此情况下，一进入中国就会兑换成人民币，从而导致中国钱多了。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流动性指标——二、三月份的M1/M2比甚至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低。一季度贷币供应量M2的增长，并不是主要来自信贷，而是主要来自于外汇占款。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财金证券处处长王远鸿说，贸易顺差不是一个短期趋势，流动性过剩也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这个趋势将长期存在。“伴随着人民币升值过程，资产价格会有一个不断上涨的过程。”

他说，全球资金富裕，是全球经济这几年保持比较平稳发展，大量初始部门的投资机会比较少一些，大量的资金都转移到亚洲不发达国家。

低CPI下的调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余维斌警告说，高度的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相对缺乏容易使资金涌向投机领域，容易产生泡沫。

流动性过剩是对中国的利率结构、债券市场、金融体系的扭曲，大量外汇占款，央行大量发行票据，导致利率处在低水平。

在这样的情势下，贷款增加势成必然。而放款太多、货币投放过快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但是今年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总水平仅同比上涨1.2%，比上年同期回落1.6%，3月份仅为0.8%的增幅，是2003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似乎中国经济正在一条“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发展之路上。

在我国加息 “风向标”中，消费物价指数(CPI)一直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但是4月份的加息却是在消费物价指数走低的情况下作出的。当资金大量涌入资产市场，我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再次泛起，消费物价指数对于通货膨胀的判断“失灵”。

有消息称，实际上在央行当初上报的方案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被列入首选，但是最终，出台的却是力度最轻的加息。

左小蕾说，房地产扭曲得不得了，空置率那么高，一般人却买不起。因为投资、投机需求和居住需求是两个不同的市场，现在满足的是投资需求，在那个市场上，商品房空置得很多，价格还很高，而一般人的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但是满足投资的房地产市场会把整个房地产价格拉上去。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消费物价指数未出现上涨，过量供应的货币就转向了资产市场，使得房地产为首的资产市场过热。目前，股市、债市、房市等资产市场受到热捧，出现井喷行情，似乎宏观经济正在面临这样“没有温度的高烧”。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泡沫幽灵”似乎正在中国徘徊。日元升值以后，日本出口发生了困难，于是就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大量超发，之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繁荣状态，物价指数未有变化，但是房地产、股票和期货等资产价格急剧上升，这最终导致1990年日本经济崩盘。此后日本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

中国经济似乎正处在一个谁也看不懂的迷局中。一位国家统计局的人士说， 4、5月份的经济数据很关键。因为1、2月份的数据是合并统计的，其中还有春节因素，同时，由于一季度占全年投资的比重比较低，单纯看一季度，很难看出趋势。

根据惯例，国家发改委每季度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市场传言，4月份的宏观数据仍不乐观，信贷增量及投资等关键数据都超过了3月份。因而，决策层有可能出台宏观调控的“组合拳”。

实际上，央行加息之后，投行分析师就曾预测，根据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数据，不排除出台提高存款准备金等进一步的紧缩政策。一些投行的分析师相信，人民币汇率调整步幅或许也将进一步加快。

无论如何，市场人士相信，在这样一个时刻，央行或许不得不作出选择和决断。

给中行泼点冷水

2006-05-14T04:40:00.000+08:00

给中行泼点冷水

很少有比这次IPO更吸引人了。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计划在市场上筹资100亿美元。由于投资者可藉机间接投资增长迅速的中国经济，中国银行最终的筹资规模很可能超过110亿美元——成为7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上市发行。

中行此次发行价范围相当于2006年预测市净率(包括IPO收益)的1.9至2.2倍。充分显示中国银行业在短短时间内已取得长足进展。就在7个月前，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以1.9倍的市净率在港上市。该股目前的市净率约为2.6倍，超过了多数香港同业。

考虑到其出众的增长前景，这似乎是公平的。中行预计今年的利润增幅将超过25%。其国际营运网(600家海外分支机构)和多样化的收入流(19%来自非利息收入)击败了许多亚洲银行。尽管与那些协助其上市的国际银行相比，中行上市后10%至11%的资产回报率仍相形见绌，但随着税率的下降和雇员减少，该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仍有提升空间。

不过，规模和快速增长也有不利之处。中国银行业存在的舞弊现象很难根除，而中国银行业拥有 1.1万个分支机构，20万名员工，很难在全国范围推广风险评估标准。信贷的爆炸性增长，意味着银行在增加良性贷款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不良贷款。去年年底，中行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为4.6%。但除此以外，还有需要“特别提及”的12.7%的贷款，特指它们有可能成为坏账。经济滑坡可能会让银行的资产状况变得很糟糕。当然，目前的市场对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屑一顾。中行IPO一定是大功告成的了。

亚洲商业领袖教你如何成功

2006-05-14T04:29:00.000+08:00

亚洲商业领袖教你如何成功

他们大多是已婚男性，年龄在45岁上下──不过也可能只有21岁，或者已经80高龄。女性的比例接近25%。他们平均拥有1.49个子女（最多的可能有7个），但很少和孩子见面。三分之一以上是华裔，公司总部设在新加坡、香港或者中国内地，不过雇员和客户则遍布全球。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国外从事过几种不同的工作，之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生活中有欢笑也有悲伤：经营公司的困难比他们设想的大得多，当然回报也更大。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的“被访者”。

本报周末版三年中访问了来自20个国家的近百名商界领袖，内容刊登在“访谈”栏目中──这个定期刊登的问答栏目关注的是亚洲高层商界人士的个人生活及工作情况。通过一系列开放式问题（你希望20年前的你能够懂得些什么？谁是你的导师？你最恐惧的是什么？），我们勾勒出这些成功人士的形像──以及他们传递给读者的家庭及工作经验。

“访谈”中的一些主人公是白手起家的，有些则是从公司底层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有些人自己就是公司，有些则领导著2万多人的企业。我们的访问对象涉及了极为广泛的商业领域：广告、制造业、信息技术、电信、旅游、奢侈品、金融服务、零售、运输业──甚至包括勘探、职业运动和品酒行业。

周末版筛选了96个被访者的采访资料，为了得出他们的共同点，我们分析了他们的回答并对他们进行了再次采访：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意外是什么？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会作出什么改变？

下面就是亚洲商界领袖的四大经验，对于希望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成功并达到平衡的人会有所借鉴。

第一课：学会热爱困难

1991 年，何光平面临一场危机。多年以来，他掌管的家族企业、新加坡的华昌集团(Wah Chang Group)“和许多亚洲综合性小企业一样”──依靠东南亚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开发房地产、开展贸易和第三方加工业务。但就在那一年，他们在泰国建立的一家鞋厂开工不到一年就倒闭了，因为客户发现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更廉价。何光平回忆说，那时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也正在崛起，“我知道我们的经营模式不是长久之计了，我们需要通过科技或强大的品牌来获得所有权的优势，但我们什么都没有。”

何光平没有退缩。他从头开始，用几年时间为家族企业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豪华连锁度假村。1995年投入运营的Banyan Tree Hotels & Resorts如今已经拥有了遍及世界各地的60余家酒店和spa。他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你或者悲观失望、固步自封，或者将问题分解，然后一个一个解决。”

我们采访的商界领袖都曾面临许多困难：韩国企业家金圣周(Kim Sung Joo)在1985年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家人因此和她断绝了关系；她的零售连锁店Sung Joo Kim International在1990年开业后不久，家中的一次意外差点儿夺去了女儿的生命，之后家人才和她重归于好；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她一夜之间损失了3,000万美元。弗雷迪•布什(Fredy Bush)丧偶，带著两个孩子，26岁从犹他州来台北工作时还没有读过大学──如今她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是新华财经有限公司(Xinhua Finance Ltd.)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长。乔伊•古兰戈(Joey Gurango)的第一家公司倒闭了，不过由这个菲律宾马尼拉的电脑程序员创办的第二家公司Match Data Systems却获得了成功，该公司最终被微软(Microsoft Corp.)收购，于是45岁的他就可以退休了。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面对挑战时的兴奋与激动。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马绍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的教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写过27本管理书籍，曾是四任美国总统的顾问。他说，成功的商界人士无庸置疑都灵活变通、心情也更加愉快。“他们对人生的看法通常乐观向上，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韧性’……期待未来的成功。韧性越强也就意味著从长远来看，你坚持的时间更长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加利福尼亚州的心理学家萨尔瓦托雷•马迪(Salvatore R. Maddi)在研究了成功人士的适应能力后说，商界领导者的这种“韧性”由“三个C：即坚持(commitment)、控制(control)和挑战 (challenge)”决定，具体来说也就是致力于解决问题、控制紧张局面、激发自己从困难中学习这三项品质。

王维基(Ricky Wong)喜欢接受挑战。和“访谈”栏目的大多数被访者一样，他在成功之前也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1981年高中毕业后的10年间，他曾经创建过儿童暑期学校、进口国外大学教材、在加拿大时还卖过女式睡袍。1992年回到香港老家时，他进入了廉价回拨长途电话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因为这次成功，他创办了城市电讯（香港）有限公司(City Telecom (HK) Ltd.)，一家拥有4,000名雇员的香港电话及网络提供商。

虽然44岁的王维基不知道他将最终会从事哪个行业，但说不论做什么都会有两大共同特点：勤奋工作，热爱挑战。“30岁之前我做的所有事就像是高楼的地基──即便是卖女式睡袍也对我的今天有所帮助。没有经历过这些挑战，就无法面对如今的激烈竞争。”

第二课：人际关系是成功的关键

张明正(Steve Chang)这位数学系高材生兼电脑程序员初入职场之时，原以为凭借专业知识就可以荣升到公司最高管理层。后来才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他说，直到30岁他还没意识到企业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来管理，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他原以为经营企业需要MBA知识、会晤金融界人士，再知道如何销售就够了。今年51 岁的张明正现已成为防病毒软件开发商趋势科技公司(Trend Micro Inc.)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他说，经营企业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不断创新并了解人们的行为。

真正关系到你能否坐进转角办公室的关键就是人际关系。近半数的受访者都表示人际沟通技巧是最难学的一课。总部设在马尼拉的手机网络供应商Globe Telecom Inc.的首席执行长杰拉德•阿布拉扎(Gerald Ablaza)表示，希望自己能在人际关系方面更加敏锐一些，能从细微处了解不同的需求。他说，“有时候人们忽视了人际关系，甚至在人际关系岌岌可危之时都忘记了去巩固它们。我要记住，除了工作以外，还要和人打交道，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高级管理人员指导马绍尔•戈德史密斯 (Marshall Goldsmith)表示，“在公司里的职位越高，人际沟通的技巧就越显重要，这包括倾听、征询意见、认可他人的成绩等。”戈德史密斯编著过18本管理方面的书籍，每年为全球的首席执行长们提供咨询服务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对于凭借艰苦奋斗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管理人士来说，这可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转变。“他们最普遍的问题就是过于好胜了──他们通过不断地取胜来攀登职业生涯的高峰。现在，却不得不学习如何放弃胜利，让其他的人有更大的发言权，”戈德史密斯说。他的一位客户、某大型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所有建议都变成了命令。”

对那些在亚洲办公的西方管理人士来说，文化差异给他们的人际沟通带来了新的变数。加拿大飞行模拟器供应商Mechtronix Systems Inc.的总裁哈伍•泽维尔(Herve Xavier)曾经说，“我被花样繁多的宴会和会议、开会时的座次以及饮酒礼仪搞得头昏脑胀。保持耐心很重要，你不能指望每次会议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记得曾看见一位来自德国的航空界人士在一家餐馆就餐时忍无可忍的样子。他说：“（中国的商业伙伴）必须知道你有长远眼光，知道你与他的合作不是短期行为。”

现年40岁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是全球知名猎头公司的招聘负责人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就建立在人际沟通之上，而且他还要时常面临改善人际关系的挑战。他说，七年来每一个新年他都要制定改善倾听技巧的目标。6个月之前，凯利从东京前往伦敦工作，被Heidrick & Struggles International Inc.从亚太管理合伙人提升到非北美区业务总裁的位置。他表示：“在德国和日本，一定要注意倾听而不是试图插入你的意见，应该强迫自己听懂他人的意思，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动词都放在一句话的最后。当地人比较注意倾听，一般不会在你讲完话之前打断你的思路。”

第三课：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只得牺牲家庭

如果能够重新来过，现年61岁的新加坡管理人士蔡琼莹(Jennie Chua)会愿意做个家庭主妇。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我需要挣钱来养活两个孩子。”1988年，她加入了莱弗士控股有限公司(Raffles Holdings Ltd.)。随后，她的职位节节攀升，如今坐到了酒店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长的位置。她手底下有近1万名员工，在全球管理著40多家酒店和度假村。但她却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宁愿多花一点时间陪陪孩子。尽管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但我还能清楚记得他们什么时候迈开第一步的吗？不。”

在企业领导人通过亲身体验意识到人际关系对业务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们却牺牲了与家庭这一最主要的关系。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为自己没时间陪伴家人而深感懊悔。菲律宾快餐集团快乐峰的首席执行长陈觉中认为，不可能真正做到家庭与事业并重，但应该朝著这个目标不懈努力。他说，“孩子们小时候，我实在抽不出多少时间陪他们……一同玩耍，听他们讲故事，简而言之，就是和他们呆在一起。”

专家们认为，在处理家庭和工作方面，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芝加哥大学商学院(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新加坡分校常务董事贝丝•巴德尔(Beth Bader)认为，兼顾工作与家庭纯粹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的工作环境让人感到朝不保夕，竞争非常激烈。“我知道的能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保持良好平衡的都是些非常自信的人，他们能划定界限，有信心守住这些界限。”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高级管理者，她们的出现改变了亚洲企业管理层的格局，但从本报周末版对21位女性管理者的访谈中可以发现，平衡职业和母亲这两个角色仍然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例如，莱弗士的蔡琼莹就说，上班时把孩子托付给助手和母亲帮了她很大的忙。“幸好我住在新加坡──一个小国，从公司到家超不过15分钟；还能得到家人的帮助。在亚洲，依赖至亲并不丢人。”但她承认，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子女对她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她说，“作为母亲，应该在孩子跌倒时及时出现，陪伴他们迈出第一步。”

戈德史密斯表示，从企业领导者对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抱怨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遗憾。他说，“你可以花时间去提高沟通技巧，可一旦错过陪伴家人的时间就找不回来了──彻底走远了…… 关键在于如何严格遵守与家人相伴的时间。”1990年，他开始测算自己每天与两个女儿呆在一起至少4小时（不算看电视也不算看电影）的天数有多少。第一年是20天，但到1994年已经增加到135天。1995年元旦规划新年目标时，他问13岁和15岁的女儿：“今年争取150天，怎么样？”但这个提议却被女儿们否决，“她们决定大大减少我们共处的时间。”

至于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个问题，接受本报周末版采访的许多受访者都谈到周末与家人度假和准时回家吃饭这两点。微软(Microsoft)亚太区前副总裁、现为微软亚洲企业服务(Microsoft Enterprise Services Asia)副总裁的桑贾伊•米尔查达尼(Sanjay Mirchandani)甚至每天让妻子和孩子开车来接他下班，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能与家人共度一段时光。但财务规划公司Ipac Securities Ltd.的董事长Arun Abey则说，“只要你领导者一家企业，无论大小，家庭总要做出某些牺牲。就是这样。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折衷之路。”

确实，他曾抽出大量宝贵时间陪伴他8岁和10岁的儿子，最长的一次是共同度假10周。这几年，他带儿子去过南美洲、非洲，还到过斯里兰卡的加勒，去亲眼目睹2004年12月底席卷东南亚的海啸灾难。他说，“我的观点就是花钱并抽出时间与他们一起周游世界、共同获得丰富的阅历。”

第四课：在亚洲，成功常常意味著背井离乡

就像许多亚洲人在成功之前都曾改变过职业一样，许多人是远走异国他乡后才取得成功的。当香港人程守宗(John Chen)还是加州一家电脑公司年轻的工程师时，就曾与一份管理工作失之交臂。他说，原因就是他不善于表达。程守宗回忆起事后与一位也来自香港的同事交谈时，曾谈到了对在海外工作的忧虑。程守宗说，这个人后来回到了香港。而他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用一个月的薪水报名参加了当地电视台主持人举办的如何成为有效演讲者的培训。他说：“所有人都认为亚洲人只是当工程师的料，但我决定有所改变，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就回香港去。”他的策略收到了效果：现在，50岁的程守宗已经是有著4,000名员工的加州软件开发商赛贝思公司(Sybase In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并担任沃尔特-迪斯尼公司(Walt Disney Co.)等多家公司和慈善机构的董事。

对许多接受“访谈”栏目采访的全球企业家和管理人员而言，获得成功意味著将职场扩大到海外──约有一半的管理人员都谈到了在异域他乡取得的成就。陈觉中(Tan Caktiong)不但在菲律宾抵挡住了美国食品连锁店的压力，还将快乐峰(Jollibee)发展成为在九个国家拥有20,000名员工的品牌。香港快餐企业大家乐集团有限公司(Cafe de Coral Group Ltd., 简称：大家乐)的创始人陈裕光(Michael Chan)在向大陆、印尼、菲律宾和美国推出中餐厅和其他餐厅的过程中取得了类似的成功。

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生活常常会促使人们尝试不会在本国从事的事情，从舒适家庭的无形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对赛贝思公司的程守宗而言，在国外工作的决定使他能够“更了解自己、更加自信、更能够分清主次。”他说，在当地，你一切都可能按部就班，只是被动地等待。独处国外，你会遭遇挫折，但也能学会如何依靠自己。

位于雅加达的企业家 Mee Kim认为自己是在汉城长大的一位外向的年轻女性。但当她离开韩国就读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时，这种想法彻底改变了。她回忆说，“我认识到我是多么害羞和内向。海外的大多数韩国人都不愿交际，封闭在自己的安乐窝中。要突破这一点很难，也很痛苦。我只能变得更加开朗，与人们多接触。”

这获得了回报：在放弃了澳大利亚和曼谷的工作后，Kim于1997年在雅加达成立了临时办公室公司CEO Suite；现在该公司在雅加达、新加坡、吉隆坡、上海和北京共有55名员工。今年43岁的Mee Kim说，离开了家乡后，她取得了女性在男性主宰业务的韩国很难获得的成功。“这使我能够打破规则和社会状况的限制，如果我呆在韩国，我连现在的一半也达不到。”

随著全球化对跨国界业务的推动，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也有了更多机会面对商学院教授本尼斯所说的“严峻的体验……对一个人性格的考验”。本尼斯说，“对我来说，‘背井离乡’是一个比喻，是所有领导人发现自己的某种方式。”

Kevin Voigt

华尔街上最大一条鱼

2006-05-10T21:02:00.000+08:00

华尔街上最大一条鱼

贝尔斯登(Bear Stearns Co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詹姆斯•凯恩(James Cayne)为让这家充满斗志的公司跻身华尔街精英行列已奋斗多年，如今他发现，以自己持有的贝尔斯登股票的价值，至少他本人在金融界CEO中已拔得头筹。

凯恩持有的贝尔斯登股份（包括股票和期权）价值约10.2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华尔街的许多元老级高管。凯恩所持股权的巨大价值要归功于股价的飙升──大多数华尔街公司的股价如今已达到或接近它们的最高点──以及贝尔斯登高层享有的丰厚的股票计划。

根据最近公布的有关文件，今年60岁的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 Jr.)持有的包括股票和期权在内的公司股份目前价值7.492亿美元。高盛目前的市值是贝尔斯登的4倍多。另一位华尔街资深人士、同样60岁的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首席执行长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Fuld)持有公司2.1%的股份，价值8.51亿美元。

前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首席执行长桑福德•韦尔(Sanford Weill)和以上几位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一手造就了如今的花旗集团，直到最近才退居幕后。他持有的1,990万股花旗集团股票价值9.99亿美元。花旗集团新任CEO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持有的股份价值1.18亿美元。花旗集团是一家业务广泛的金融服务企业，其经营范围远远超过华尔街大多数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该集团总市值接近2514.1亿美元，而贝尔斯登只有约171.5亿美元。

另外，根据最新文件，信用卡巨头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 54岁的首席执行长肯•谢诺(Ken Chenault)持有价值3.32亿美元的公司股份；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59岁的首席执行长肯尼思•刘易斯(Kenneth Lewis)拥有价值3.314亿美元的实益股权。

薪酬专家表示，薪酬超过10亿美元的首席执行长并非凤毛麟角，不过许多年薪达到10亿的CEO都是公司创建者或者在公司战略转型期扮演了关键角色。微软 (Microsoft Corp.)首席执行长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这家软件巨头的创始人，他持有的股份价值超过240亿美元。谷歌(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分别持有价值超过120亿美元的公司股份。

高层薪酬过高近来招致了不少批评，不过凯恩长期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也反映出市场对一位效力多年、卓有成绩的CEO能够给予怎样的回报。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公司法、证券法教授Henry Hu说，“如果所有财经记者薪酬都很低，那么给某位记者低薪就没什么问题，同样的道理，金融界CEO很有市场，如果他们薪酬都很高，那你也就必须按行情付他们。”

贝尔斯登创建于1923年。曾作过废铁销售员的凯恩1969年加入公司，最初的工作是股票经纪。他于1993年被提拔为CEO，8年后成为董事长。72岁的凯恩喜欢抽雪茄，还是位桥牌高手，他在贝尔斯登因事必躬亲而闻名，尽管年事已高，他还从未表露过有近期退休的打算。

花旗首席执行长韦尔等金融公司CEO通过并购或大力拓展新业务来壮大公司，凯恩与他们的做法不同，他执著于已有的业务领域，维持了贝尔斯登作为一家以风险控制严密而著称的优秀投行的地位。去年贝尔斯登股价上涨了45.4%，而道琼斯金融服务指数仅上涨了28.7%。贝尔斯登在1985年公开上市，当时的股价经拆股调整后约为1.70美元。

上个月贝尔斯登股价上涨到每股140美元左右，凯恩持有的股票价值也达到了10亿美元左右，他也因此进入“10亿美元身家俱乐部”。纽约证交所综合交易周一收盘时，贝尔斯登的股价为141.78美元。

凯恩的财富积累来自公司上市前他持有的股份以及所谓的“资本积累计划”(CAP)。Henry Hu将CAP股份称作“超级股”。

这项计划给予公司高层CAP股份，每股CAP与贝尔斯登每股股票的价值相等。普通的股东因股价上涨或派息获益。而CAP股份持有者也从股价上涨中获益，不过他们不享受派息，而是根据公司每股税前收益享受报酬（具体金额会考虑公司帐面价值的增加作调整）。不过，如果公司高管离开公司将损失部分股份。贝尔斯登 2005年每股派息1美元，而CAP股份持有者每股有6美元。公司高层通常会用CAP报酬再购买贝尔斯登股票。

贝尔斯登指出，凯恩一半以上的财富来自1985年公司公开上市前的持股。公司发言人还表示，凯恩售出的股份不多，因此积累了大量股份。

Susanne Craig

中国并购市场的新气象

2006-04-20T03:54:00.000+08:00

中国并购市场的新气象

Tyrrell Levine / Kim Woodard

乍看上去，中国的并购市场给人以一种摸不著头脑的感觉：一些外国人趋之若鹜，兴奋不已；而另一些外国人则郁闷得都快患上抑郁症了。但再仔细一看，就可看出端倪来。乐观派往往是正在以史无前例的大手笔收购中国业务的投资者和高层管理者，中国业务的战略优势和投资回报让他们怦然心动。郁闷派则是在中国从事具体操作的并购团队成员。

我们过一会儿再说那些疲惫不堪的郁闷派，先说说好消息：中国并购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从2002年起，并购金额每年都在创下新高。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透露，2005年中国境内交易及外商并购的金额为460亿美元，海外并购金额为70 亿美元，私人资本运营资金正在大举登陆中国并购市场。普华永道一时间在上海和北京都无法招聘到足够的并购专业人员。

先前一些不甚明朗的相关法规得到明晰，这也推动了市场的人气。尽管不同的政府机构对管辖范围内的并购交易有著各自的管理条文，而且有时口径不一，但这种局面正在好转。例如，管理著多家国有企业的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简称：国资委)在明确有关旗下管理资产的出售条例方面就做得不错。

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提防著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可能控制国内某些关键行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把国内越来越多的产业向外资开放并允许他们开展并购交易。这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只对国防、能源等一些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企业才保留完全的控制权。因此，每年约有4,000-5,000家国有企业进行了企业改制，剩余的国有企业还有135,000家左右。中国政府认为，并购活动是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和股份制改造的重要手段。

对中国并购市场感到乐观的其他原因还有：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许多行业都犹如一盘散沙。随著企业间为了追求规模效益而开展并购，行业的整合将带来广阔的并购机遇。并购大潮已经在物流、零售等诸多行业展开。对于外资而言，推动他们从事并购活动的最主要因素或许是中国市场展现出来的魅力。并购往往是外资在中国建立低成本生产基地或扩大中国市场占有率最省钱、最快捷的途径。

兴奋之余，还需要保持谨慎，因为并购交易很容易会被搞砸了。在签订意向书之后的磋商阶段，中国仍有四分之三的潜在交易最终还是化为泡影了。相比之下，美国在签订意向书之后达成交易的成功率远远超过了50%。导致谈判不欢而散的典型原因包括在出价上僵持不下、尽职调查过程中出现不愉快（如发现了隐藏的债务负担）和无力解决员工的相关问题。例如，一家国有企业可能要求至少三年内不能裁员，对于一个希望减员增效的外国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

此外，达成交易之后并购双方在整合过程中进展不顺的可能性也很大。这是因为两家公司展开实际接触时真正的难题才开始显现。即使是在同一文化背景和同一经济体制下，整合也并非易事。麦肯锡(McKinsey)和安永(Ernst & Young)的研究现实，半数以上的并购交易损害了股东价值。

一家外国跨国企业试图重组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时将面临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并不怎么强调合同制、绩效奖励和利润目标。可以想象，外国跨国公司的并购队伍一定是忙得焦头烂额，一方面他们要负责公司在华业务的运营，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整合过程中遇到的文化、语言和经营理念上障碍。因此，并购团队的成员往往心情压抑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障碍能否被克服？各种有关中国的并购研究报告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一些较好的建议有：

-组建一个由海外和中国本土的精英组成的收购团队，让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和资源去完成任务。收购团队应从收购对象内部寻求可以帮助他们完成整合工作的盟友。如果并购双方之前就有商业往来，那就最好了，因为这样买家就有足够的机会去评估卖家的管理层，并与其中的精英巩固关系。

-留出时间对收购对象进行提前考察，确保收购对象符合自己的发展战略，然后在尽职调查阶段要仔细审查，以消除潜在的隐患。

-对被收购公司的员工表示尊重，特别是在重组过程中更要谨记这一点。指手画脚的工作作风在中国不大行得通。中国员工或许不会公开反抗，但他们私下里会心生不满，并会把这种情绪带到日常工作之中。

-制定一个包括为重要管理人员和员工提供绩效奖励等措施的重组方案。

但据我们所知，各种研究报告似乎忽略了另外一种选择，而在这个选择中要涉及到中国的民营企业。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会相互展开可行的收购，实际上他们目前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外商在中国开展并购时，作为合作伙伴，某些民营企业可能给外商提供很大帮助。

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

阿里巴巴(Alibaba)、卓越(Joyo)等中国民营互联网企业在过去几年间的发展颇为引人注目，但中国的并购交易大部分还是围绕国有企业进行的。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往往是很多行业的市场霸主。他们的资本实力最为雄厚，也最具规模效益。

但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在国有企业经营持续疲软、国家紧缩银根（国有银行不愿再向国有企业贷款）之际，有一批新的民营企业正发展壮大，并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与国营企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负债较低、生产率较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当刮目相看的是，这些民营企业开始从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向国营企业发出挑战。零部件、水上设备、采矿机械等不少行业都出现了这种局面。

民营企业挑战国营企业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过程：国有企业的一位元老离职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而且他的企业往往和这家国有企业处于同一个城市或地区。然后，这位元老开始从老东家挖人，如经营和销售方面的人才。再后来，这家民营企业开始复制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并在销售方面抢走国有企业的一些老客户。民营企业在员工退休金等社会福利方面斤斤计较，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有的甚至不惜偷漏税。与在国有企业上班不同，民营企业的员工知道他们必须好好干活，否则就会受到老板的训斥。起初，民营企业就像依附在国有企业身上的寄生虫，把国有企业的客户中最在乎产品价格的那一批挖过来。随著成本的降低，民营企业的财力逐渐雄厚起来，可以对工厂进行重大的技术改造。随之，产品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不久之后，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上也超过了国有企业，并开始挑战后者的市场霸主地位。

蒙牛乳业(Mengniu Dairy Group)堪称是最耀眼的民营企业之一。生根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蒙牛乳业现已发展成为中国乳制品的第二大生产商。1999年，在辞去伊利副总裁的职务后，牛根生用从亲戚和朋友那里借来的100万美元创办了蒙牛乳业，并立下了超过老东家、成为中国最大乳业集团的宏愿。7年之后，通过果敢营销和科技不断创新，蒙牛乳业的实力直追伊利。去年的年营业额达到近13亿美元，与伊利的15亿美元已相去不远。牛根生也成为了中国的风云人物。

尽管羽翼尚未丰满，但民营企业的崛起已经对中国的并购市场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影响。

目前为止，民营企业尚难以成为收购目标。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主一般不愿出售自己的股权或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作为企业的缔造者，他们希望把企业交给自己的子女。此外，总体来说，民营企业目前还处于模仿阶段，尚不具备自主创新的能力，他们的产品生产尚处于模仿国营企业的层面。这就意味著除了在一些最基础的、科技含量很低的行业，民营企业一般不会与跨国企业展开正面碰撞。既然民营企业不是跨国企业的竞争对手、现阶段也不适合收购，那么为何还要谈论他们？原因有二：首先，民营企业成长迅速，将来或许会成长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尽管负债偏低，但这些企业往往资金不足，愿意交出少数股股权来换取资金。投资者不一定非要取得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权，他们需要的或许只是一定的影响力，如在董事会中有一席之地。战略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参股民营企业供货商来掌握关键的原材料。或者，民营企业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拥有强大的经销网络和客户群。跨国企业向其注入资金和技术就可以使之成为在中国的生产基地。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低成本、高效和知道如何在中国开展经营。跨国企业这样做的主要弊端在于难以掌控民营企业，而且难以将投资变现。

第二点原因，正如上文所言，民营企业在外资重组国有企业时可以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如果这家民营企业本身就起源于被收购的国营企业的话。他们在国营企业中拥有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这意味著他们在谈判桌上知道国营企业的状况到底如何。此外，民营企业在评估国有企业的资产时更有发言权，并且可以找出隐藏的债务负担。他们还可能和地方政府关系良好，使得交易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批准。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顺利达成交易。

更为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在重组国有企业时可以发挥作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沟通障碍，而且也知道如果避免许多常见的文化冲突。从人力资源方面来看，他们还知道哪些管理人员最具才干，而那些人能力不足或者会给双方的整合设置障碍。而且，他们还知道如何降低成本，因为他们已经是削减成本的专家了。他们能得到什么实惠？好处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其增长上。

当然，制定出一个让三方均能接受的协议并非易事。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现成的例子。一个方案是由三方共同出资组建一家新企业。另一个选择是跨国企业和民营企业根据出资比例参股国营企业。采取哪种方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当然，在中国，任何新生事物都可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查，但从亲身经历来看，我们发现并没有什么监管障碍是无法逾越的。实际上，许多政府官员从内心里希望看到跨国企业和民营企业联手参与国营企业的重组。跨国企业可以提供资本、技术和国际销售渠道，而民营企业可以提供当地的信息和关系网，以及严格的成本削减措施。二者联手，一家机构臃肿、缺乏活力的国营企业焕发青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除了民营企业的崛起之外，中国并购市场还有什么新气象？首先，中国并购活动肯定会继续增长，但增速可能放缓。以交易价值而论，2005年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至少今年不会超过2005年的水平。2005年，如果不含出售中国大型银行战略股份产生的120亿美元交易金额，当年的并购金额与上年持平，不过交易数量增加了15%。

不过，随著私人资本运营资金的涌入、监管环境的改善、服务业等更多行业对外资开放，并购活动应该继续增长。推动中国并购市场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获得低成本的制造业产能和市场占有率；在一些四分五裂的行业中，企业正盼望扩大规模；收购战略性资产和高速成长的中国企业有望带来丰厚回报。这些因素使得中国这个市场太具吸引力了，不容忽视。

（编者按：Tyrrell Levine是一位项目经理，Kim Woodard是投资咨询公司Javelin Investments的首席执行长，Javelin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处，专门从事并购交易。）

（本文译自《远东经济评论》）

人民币汇率：各退一步？

2006-04-08T17:20:00.000+08:00

人民币汇率：各退一步？

Lawrence B. Lindsey

这个月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布什(Bush)将会晤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双方将就诸多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壮大，发展成维护全球和平及稳定的重要力量，堪与美国比肩。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国际社会应对朝鲜和伊朗等流氓国家的核野心过程中就可见一斑。但是，不管这些事件引起了多少争端，与各方在人民币合理汇率这个重要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比起来都容易得多。乍一看，这有点奇怪，汇率不过是个关乎数字的简单问题，数字问题都不难达成妥协──最多双方各让半步嘛。但这次可不一样，汇率问题的背后，美中两国都有强烈的原则感，而要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绝非易事。

对中国来说，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掌控经济发展的步伐是个原则问题；对美国来说，原则问题在于全球贸易的根本推动力是市场还是政府政策。这与围绕著美国从贸易中获得了多少经济利益这类传统的争论截然不同（美国显然受益）。这次讨论的是，人民币固定汇率是由中国政府而不是市场确立的，那么显然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哪部分美国人会从美中贸易关系中受益：消费者还是生产商，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美国人认为这最好还是交给市场去决定。

《华尔街日报》曾就此发表文章，称固定汇率制度是中国这类国家管理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推理是这样的：首先，内部市场力量能够有效确定商品的相对价格。举例来说，劳动力和产品两大市场就能确定 1,000个工作小时的收入能买一辆汽车。但如果没有外部的锚定对象，央行的货币政策既可以将工作时薪定为20美元，相应的汽车的价格是2万美元；也可以将时薪定为2,000美元，汽车价格就是200万美元了。这两种情况对市场有效运转的影响可谓天壤之别。再者，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往往不高，即使央行秉承良好的意愿，也很容易决策失误，引发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更何况，央行未必总是善意的。如此分析下来，市场确定相对价格的效率和自由要想不受央行货币政策失误的影响，就必须有一套盯住全球性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才能迫使央行不会犯错。

但在中国套用这套理论时就遇到了问题，市场并不能确定相对价格。国家是最大的雇主，在制定工资水平方面发挥著重要的影响力。国家控制著（或尽力控制著）人口从低收入乡村地区向高收入城市地区的流动，因此也就阻断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国家决定需要教育出多少工程师、医生和工厂工人、决定谁将成为工程师，会派到哪儿工作──至少最初是这样的。政府直接管理众多商品的价格，向那些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卖不出去的公司提供补贴，办法就是政府提供指定价格的原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就无法保护市场能在不受央行引发的国家政策失误的冲击下自行确定价格了。相反，固定汇率制保护了国家确定的并不合理的指导价格不会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机制的冲击。中国政府维护固定汇率制度，并不是为了让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自律，而是为了维护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很难就此作出妥协。

美国却从这一制度中受益。中国显然低估了人民币汇率，这就意味著美国消费者能按照人为压低的价格购买商品，成为赢家。为了维护这项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大量买入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了。这笔巨款在国内毫无用处，于是中国央行就转过头来把它们又借给了美国人，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和住房按揭，把国债收益率和按揭利率压低到应有水平之下。美国的房主和纳税人再次成为赢家。

有赢家当然就有输家，最惨的就是目前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的美国生产商。但他们的损失远远不及美国消费品进口商从中国补贴中得到的好处，不及中国慷慨拆借压低美国借贷成本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在政治家眼里毫不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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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坛日益关注的问题就是，现在是中国政府，而不是美国政治界或者市场的独立判断来决定结果。我们买的T恤衫、鞋和家用电器越来越多，住的房子越来越大，都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生产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少，农业产值越来越低，都低于应有的水平，同样也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决策。跟美国政治家说，如果中国想补贴我们那就让他们去好了，这么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就是因为中国的补贴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朝著他们，而不是我们，决定的方向。

胡锦涛访问美国时，无疑会竭尽全力缓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引发的紧张情绪，他认为这是我们对人民币政策不满的根源。他会辩解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美国人消费太高而储蓄太少。很多美国经济学家也会附和他的说法。但胡锦涛这么说就不够坦诚了，因为正是他的政策鼓励美国人多消费多贷款，他的政策压低了这些活动的价格。而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是由市场力量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格，而这些价格影响著经济决策。

按照中国的传统做法，胡锦涛还会带来一个政府采购的大礼包，试图以此缓和政治冲突并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中国可能会购买更多的波音(Boeing)飞机，更多的通用 (GM)汽车，来取悦美国主要选区的选民。这当然好，但不解决根本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而不是市场，也不是美国政府，决定著买多少，向谁买的问题。这让布什进退两难。它需要与胡锦涛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平及稳定；但这就会在一个更具原则性的问题上将美中贸易关系置于险境。布什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这次他再怎么谨慎也应该坚持原则。

随著下半年大选的日益临近，美中贸易问题形成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只要这个问题仍然是美中之间的原则性冲突，国会就很可能在11月之前通过立法。最终形成的法案无疑会让美国在付出最小代价的基础上给中国造成最大的打击。布什和胡锦涛会谈时最好是澄清：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一个中国人似乎并不理解的事实。继续抵制人民币汇率重估，胡锦涛就会让中国变得更穷，才能继续维护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的控制这条原则，这样他就会理解作为领导人很多时候必须坚持原则。

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把这些原则分歧转化成某种可以量化的问题，然后双方就数字做出妥协。但必须两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才行。迄今为止，两国都只是在国内政治圈里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方面是国会和政府之间，中国方面是央行等改革意愿强烈的机构与官僚体制中的强硬保守派之间。结果就是紧张形势有增无减。

既然是原则问题，布什就应该尽量让汇率接近市场确定的水平，也就是要求人民币每月升值1%。去年，中国的立场是“尽可能小”，结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至今还不到每季度1%。确定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商定一个调整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这很难，但还是可以掌控的。对美国人就汇率操纵的合理关注来说，这也是一个答案。胡锦涛可能还会觉得这一妥协威胁到党的权利这个原则，但接下来他的选择就很明确了：就原则而战，中国的经济损失会更大；要么就坐下来协商数字方面的差距。

（编者按：本文作者林赛(Lawrence B. Lindsey)是Lindsey Group总裁兼首席执行长，2001-2002年期间曾任美国总统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

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不能“简单化”

2006-04-08T17:17:00.000+08:00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Ｓｕｍｍｅｒｓ）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把充满变数的中美关系称为新时代的“金融恐怖平衡”。萨默斯的这一观点认为，由于贸易战或金融战将对两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经济上的同归于尽”——因此尽管贸易局势日趋紧张，但谁也不会首先挑起事端。这个理论认为，中国不会停止每月在外汇市场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做法。因为中国停止购入美元将导致美元崩盘，而这又将影响中国经济奇迹赖以存在的根基——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同理，美国也不会因人民币估值过低而实施严厉制裁，因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利率上扬和经济衰退。

萨默斯的这番言论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用在表述中美关系上和阐述美苏冷战时期的“核恐怖平衡”有异曲同工之意。冷战时美苏双方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因此为避免“同归于尽”，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战争。但这种观念移植到现在的中美关系上显然就不能令人信服。在冷战前期，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当时美苏尚未通过一系列峰会甚至唇枪舌剑来明确双方的关系，而且美苏当时的关系也十分简单，除了在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外，双方并没有太多的经贸关系和畅通的沟通渠道。而今天的中美关系用布什总统的话讲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简单地套用“核恐怖平衡”一说显然是不合时宜。

近来，有关中美贸易问题引得国际媒体高度重视，贸易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是很重的，但是有关贸易摩擦不管在哪一种的国际关系中都会存在，并且又很正常。围绕着美中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美国的参议员们非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然而这样做往往欲速则不达。在结束了中国之行后，原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强硬的两位美国参议员的态度已经明显转化。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宣称他们不会强求参议院立即对他们提出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然而在3月28日另外两位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和马克斯·鲍克斯Max Baucus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国会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以便使白宫在与中国磋商汇率问题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议员们看来，中美之间巨额的贸易赤字是件急不可待、而又十分简单的事情，只要提高人民币汇率，赤字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２００５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无论是美国商务部统计的２０１６亿美元还是中国商务部统计的１１４１．７亿美元都明确了一个问题的存在：就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单一国家的最大贸易逆差，也是中国对单一国家贸易的最大顺差。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美国目前的贸易赤字与严重的制造业失业率是由于美国的传统产业受到新兴市场出口的冲击造成的，并且已经长期存在，但议员们总要有所交待，中美贸易问题就成了他们手到擒来的“挡箭牌”。其次，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绝大多数都是由美国人对中国产品巨大的市场需求所致，中国廉价的商品是美国低收入者的首选，并且这些产品在美国市场很难找到替代品，进一步说明中国商品又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第三，２００５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８３％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大部分以美国市场为目标，其中美国公司获利颇丰。第四，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货币储备”，这使得美国每天进口巨额外国资本来填补自己的预算与贸易赤字。而中国现在是仅次于倭国的美国第二大“资本借出国”。只要中国继续执行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中国就需要保持美国货币的稳定。一旦人民币升值，这种状况就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美国利率的巨幅飙升，以及美国经济发展的大幅衰退。

美国国会议员动不动就针对中国要采取惩罚性贸易行动，这类措施只会是伤及自己。按照世贸组织规则，提高惩罚性的关税将是非法的，而且贸易又是双向的。一旦爆发贸易战，全球贸易体系将会受到严重损害，而根本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国内的消费远多于它的产出，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美国若处理此问题时简单化很可能会让历史重现，日元对美元从１９７１年的３５７∶１升值到现在的１１７∶１，升值幅度高达６７％，但是倭国至今仍然维持着贸易顺差，２００５年对美国贸易顺差仍然高达８２７亿美元。可见，汇率变化根本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对贸易失衡如果没有包括日元在内的亚洲其他货币的广泛升值，美国的赤字将会长期存在，并会转向其他成本更低的出口国。

中美关系无疑将对２１世纪的世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布什总统也一直拒绝将中国称为“汇率操纵国”。两国间的贸易纠纷可以在谈判桌上协商解决，这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中美两国一个是全球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全球最大、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从一定程度上讲中美关系因美中贸易逆差增加而互补性更强，美国的议员们也不必将此问题“政治化”，因为，目前中美关系的确很“复杂”。

改革出了什么问题－－郎咸平清华演讲

2006-04-08T17:05:00.000+08:00

改革出了什么问题－－郎咸平清华演讲

清华大学建馆报告厅 2005年12月21日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做客“时代论坛”，“时代论坛”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面向全校的大型综合性论坛，本次演讲是时代论坛自创办以来的第59场活动。在过去的两年半中，论坛的讲台上，曾经有许多位政商精英、全球五百强企业CEO、各个领域的时代人物同我们清华同学畅谈理想、规划人生；在这里，学者与大师们同我们一道追本溯源，探求真知。

现在是清华最紧张的考试周，在清华最大的教室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同学站在后面或坐到台阶上，可以看出今天这位演讲嘉宾的魅力和号召力。我们把这场活动作为时代论坛的年终特别献礼。我们的想法是，能够请到这么受同学欢迎的重量级嘉宾来到今天演讲现场，就是对同学们对时代论坛支持的最好的回报。欢迎来到时代论坛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谢谢你们！（掌声）

1980年的某个夏夜，陆军上尉林毅夫抱着篮球从小金门游向大陆，这让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困惑不已：什么理想让他甘冒如此风险？20年后，有个人对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国大陆去！这个人终于来到了大陆。

他是世界级财务专家，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他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关注的争议，他“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德隆和格林柯尔这两个显赫一时的企业帝国轰然倒塌。他，也引发了2004年最受瞩目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同样是他，出身台湾桃园农家，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他却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沃顿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就是传说中的郎咸平教授。

我想同学们在电视里已经充分领略了郎教授的风采，一定非常想见到郎教授本人。下面我们就把屏幕上的郎教授请到讲台上来，让我们热烈欢迎郎咸平教授！（热烈掌声）

主持人：

郎教授，您好。我们很多清华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您。首先，希望您能够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的清华，或者清华人，是什么样子？跟我们大家共享一下。

郎教授：

这个问题问得让我太感慨了。因为我们从初中到高中，念历史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个“庚子赔款”，对清华大学，对“清华”两个字，是我们在台湾念书的小伙子第一个认识的大学。高中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念工科，要考台湾的“清华”。可是很不幸，高一下来，数学也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笑声），总是失之交臂。那么，“清华”，当时给我什么印象呢？就是“追求卓越”这四个字。到那个时候，我才悟出这个道理，“追求卓越”是我心目中的清华，但是自己本身还是离“卓越”很远。当时我不卓越，所以没有进清华。那么这个“追求卓越”也是我追寻努力的目标，也同时呢，送给各位同学好吗？（掌声）

主持人：

到了清华，还有一位跟郎教授渊源很深的老师——清华历史系的秦晖教授。秦晖教授在90年代初的时候，也曾经提出了一些关于国企改革的主张，可以说跟您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在清华时代论坛这样一个讲台上，您觉得有什么话要对秦老师说吗？

郎咸平：

我相信这句话不只是对秦晖老师说的，同时也向崔之元教授等等著名教授说的。这个事件，体现一个什么道理？清华看事情，比我还清楚，比我还远。这是个什么表现呢，这就是“追求卓越”的表现，这就是清华的精神。

主持人：

还有些同学托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同学准备出国留学，所以他们要考英语，考英语大家复习得很郁闷，要考GRE和TOFEL。但是有很多同学知道，您当年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GRE和TOFEL两门成绩加起来，好像还不到2400分。（笑声）不知道您是怎么评论这件事儿的呢？

郎咸平：

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百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笑声）很不幸， 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笑声）我申请了七家学校，有六家不要我，只有一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热烈掌声）

主持人：

前面，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留给郎教授，请郎教授为我们开坛布道。

（热烈掌声）

郎教授：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 -----“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 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 “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 “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 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 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 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著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的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念不起大学，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你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 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提问部分

主持人：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在郎教授演讲的一个半小时还长的时间里，咱们教室里面的同学，不管是坐在台阶上的，还是站在最后面的同学。大家都是鸦雀无声，可以用我们清华的校风“行胜于言”来形容。我想同学这么全神贯注，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对郎教授的认可。

下边进入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我们清华的同学跟郎教授的交流互动时间。为了保证更多的同学能够跟郎教授面对面交流，希望每一位同学只提一个问题。并且希望大家的陈述尽量简明扼要，在提问之前，希望同学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名字、专业和年级告诉郎教授。

郎教授：

还有就是不要问我个人的问题，问一些观点的问题。

主持人：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郎教授说，最好问一些观点的问题，有一些高水平的讨论。下面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示意，好吗？

同学一：

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你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你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你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认为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什么样的工作的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

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你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问题，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掌声）

我就简单的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知道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二十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的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银行碰到坏帐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的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笑声）。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还如此的衰退，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级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帐。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呢？无可否认的，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抬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因此银行可以赚钱了。到时候你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他是水平高。（笑声）但是这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光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掌声）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主持人：

好，下一个问题。

同学二：

郎老师，请允许我称呼您郎老师。（笑）我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四的本科生，我叫马蕾蕾。我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很多文章评论中说：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人，是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一代，我在您的文章当中，也看到了这种观点。我想问您，您有信仰吗？您的信仰又是什么？谢谢！（掌声）

郎教授：

我很感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信仰吗？我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谈到信仰，谈到我的认知观点，不如谈谈我们历史上哪些人物值得我信仰，哪个人物理念值我学习，好不好。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做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热烈掌声）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掌声）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热烈掌声）

主持人：

最后一个问题。

同学三：

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改革当时的一些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而且我记得好像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为精英主义辩护》，它的意思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的说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掌声）

郎教授：

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哪一个理论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掠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热烈掌声）

评论部分：

主持人：

刚才郎教授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郎教授。我们先让郎教授在讲台那边的位置稍事休息一下。下面一个环节呢，请咱们清华的两位老师就今天郎教授跟大家讲的内容，做一个交流。一位是吴栋教授，吴栋教授在清华长期教授《政治经济学》，教龄超过了三十年。另一位教授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崔之元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刚才郎教授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崔教授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他在加盟清华之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掌声）

吴教授：

今天这个场面，使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郎教授，在我们清华这个大讲堂里边，做了这么精彩的报告。郎教授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边，他所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内涵非常深刻，而且观点也非常鲜明，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的。他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课题，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是从世界范围内，通过他的丰富的阅历，谈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胡锦涛主席在11月25号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一个讲话。他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那么我想郎咸平教授实际上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点上我现在不做出这方面的评价，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

因为我现在是给同学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对他所讲的这一套应该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实际上是从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来探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我们的改革也做出了他自己的评价。我们中国的改革，我个人的看法，应该说成绩是伟大的，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你谈到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我承认也是存在的。那么这里面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好，我谢谢同学们，你们还有这么多同学来听我的讲话。

主持人：

谢谢吴栋教授，下面有请崔之元教授。

崔教授：

谢谢大家，谢谢郎咸平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讲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也不够资格对郎咸平教授做出真正深入的评论。我只是想重复或补充，刚才郎教授讲的一些很精彩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受到很多启发，对一些很基本的概念进行了很深入的、并且是历史性的一种考察。我去年才到清华来教书，这一年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至少在我教的课里面，我和同学们有限的接触，感觉到就是我们对一些西方的概念，对它的历史，对它的历史性，对它的来龙去脉，重视和了解的还是很不够。比如说郎咸平教授一开始就讲“stock”。从“打白条”到“stock market”，为什么“反垄断法”叫“anti-trust”，也就是反对大家族的这些历史演绎，非常有启发。

另外，他讲的1875年的“平等法”，大陆上翻译为“衡平法”。它不直接翻译成“平等”，但是我觉得郎教授直接把它翻译成“平等”，就是说原来在英国历史上，这个“equity court”是一个单独的法院。1875年之后，和普通法判例合在一起了。而直接把平等的概念，引入到法律实践当中。

郎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更应该真正关心群众，并且了解这个社会，有一种“从群众来，回到群众中去”的这样一种思想。而用的很生动的例子做说明。为什么用陪审团呢，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是学自然科学的，是学理工科的，简单的补充一点儿。我觉得这个陪审团在我们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中，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概率论它是在所谓拉普拉斯研究陪审团才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不确定现象下，19世纪的物理学是牛顿力学，它没有量子力学，那么拉普拉斯他本人就是为了研究陪审团问题而发展概率论的，因为他是一个陪审员，他要提出某事件的概率可能是0.5和1之间……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郎老师举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的故事。这不仅是故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最后，我想再简单的说一下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香港看病急诊都是不要钱的。美国的评级机构也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市场经济指标最高，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也是郎教授刚才提到的-----香港有非常严格的法治的程序。我这里特别想强调补充一点的是，香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正是因为公有土地，产生了收益。不像中国去年8月31号之前，我们一般说的“八三一”大限。就是8月31号以前，我们的很多公有的土地的使用权是廉价的，甚至是完全靠着关系，就划拨给了使用者，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的使用权的招标，也没有一套的严格的法治机制。我们要注意的是，香港公有的土地产生，市场的拍卖，产生了公有资产的收益，这样导致香港可以收很低的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国有资产都彻底私有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公民都不得不再交更多的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经营公有资产产生收益，实际上可以降低每个人所付的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深刻的内含，也就是跟郎教授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 的本质意义。

197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他被翻译成中文的一本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经管学院这个图书馆里有几本）。他在1995年去世之前，一直在研究自由社会主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和郎教授今天讲的这个整个的思想，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改革并不等于全部廉价的卖光，或者是只要少数人从中得到利益。而真正建立这个改革的方向，应当避免改革最后变成了为少数人得利，这是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所以我今天钦佩郎咸平教授，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郎教授提出的理念是极为有建设性的。谢谢！（掌声）

主持人：

非常感谢崔之元教授！今天演讲马上要结束了，但是我想这给每一个同学带来的思想上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还将继续。为了感谢郎教授在这样一个难忘的夜晚带来了如此精彩的演讲，我们清华的同学有一份心意要送给郎教授。好，下面有请清华大学校学生会主席代表我们所有的清华同学向郎教授赠送一个小小的礼物。

主席：

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那么我代表全体清华同学，送给郎教授的礼物是一块刻有我们清华大学二校门的银盘。我们送给郎教授，感谢郎教授的精彩演讲，另外也希望郎教授这次给我们清华同学上的这堂课，以及刚才清华同学所提的问题能够给郎教授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刚才郎教授也说了，他很高兴清华学生会作为一个学生组织，来邀请郎教授到我们清华来演讲，这很重要也很关键。那么同时，在这个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年代，我们也特别欢迎郎教授对我们同学的思考给予帮助和启发。那么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会和学生会所举办的时代论坛，也始终至力于给同学们带来这样一些资源和机会。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

好，按照时代论坛的惯例，每次演讲结束之后，都要由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清华所有同学留一句话。咱们一块儿来看一下郎教授有哪两句话特别想对我们清华的同学说。

郎教授的这句话是：“由危机创造转机，以追求卓越”。

今天非常感谢郎教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送郎教授。（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